这是20年前的一段教育实践，文章是当年写的。有时候我谈“后进生”转化时，总会有老师不服气：“你是专家，站着说话不腰疼！你长期不在一线，哪里懂得我们。你来教教我们的学生试试！”每当这时，我总会想到从教36年来所教过的“后进生”。我可以无愧地说，凭我和许多届这些孩子摸爬滚打的岁月，我最有资格谈论“后进生”。

　　让每个学生享受成功

　　人们常常把行为习惯不好、学习成绩欠佳的学生称之为“差生”。一般的教师往往认为，“差生”的学习之所以欠佳，是因为其行为习惯不好。这种认识当然不错，但并不全面。根据我多年对“差生”的观察与研究，发现相当一部分“差生”的行为习惯不好，其实是由其学习成绩欠佳造成的──尤其是小学生和初中生。由于家庭文化背景、个体智力状况以及学生性格差异等因素，某些学生在学习上落下一大截：知识欠缺、能力低下、学习成绩分数总是不及格……试为这些学生设身处地地想一想，面对老师讲授的知识他一窍不通，面对老师布置的作业他束手无策，他能不胡思乱想、调皮捣蛋吗？因为学生首先是人，需要一种精神寄托。既然无法在学习中自己的精神乐趣，这些所谓的“差生”必然会通过其他令教育者头疼的不良行为来体现自己的存在。

　　由此看来，欲转变“差生”，除了加强深入细致的思想教育和科学严格的行为规范外，还应帮助“差生”获得学习上的成功感，并以此树立起一种健康而稳定的精神追求。说到让“差生”获得成功感，不少教师会感到难以企及。的确，在现行教育体制中，要让所有“差生”学生“达标”（主要是“达”中考和高考之“标”）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教育注定要让一部分学生失去成功的欢乐，乃至失去人的尊严！既然孔夫子早就提出“因材施教”，既然苏霍姆林斯基曾多次谆谆告诫教育者“要让每一个孩子抬起头来”，既然我们的社会主义教育——特别是九年义务教育是面对所有学生，那么，我们就没有任何理由不充满真诚地帮助每一位学生获得求知的乐趣进而享受成功的快感。

　　这里又自然涉及到一个关键的问题，即何为“成功”？不同的人，其一生的成功标志不可能一致，对此无须多加论证。我们想强调的是，对于不同的学生，衡量其成功的标准也不应是同一尺度。根据苏霍姆林斯基的“个性发展”理论来看，每一个学生都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个性”。苏霍姆林斯基认为，教育者的明智，就在于他能从似乎都“差不多”的学生中，发现每一个人特有的兴趣、爱好、特长和志向，大胆地让每一个人的才能得到尽量的发展。苏氏并不以及格率和升学率来衡量自己教育工作的成败，他感到满意的是：他的每一个学生都成了全面发展的人、“合格的公民”，每一个人都在生活中找到了他的条件许可的合适的地位：能够成为科学家的成了科学家，能够成为集体庄员的成了有道德有知识的普通劳动者。（参见《给教师的建议》）这里的“每一个学生”当然包括我们所说的“差生”。如果我们把苏霍姆林斯基这一闪耀着人性光芒的教育思想用于指导我们的日常学科教学，那么，教师就应该千方百计地让每一位学生在各科学习的每一个阶段都学有所乐、学有所的，不断增强学习兴趣和信心，积极主动地获取新知，使所有学生—— 特别是“差生”平等地分享学习成功的欢乐。

　　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在我担任班主任的初98级（5）班，我和我的同事们尝试着在教学中采用“分层递进教学法”。

　　先得把这个班的由来及其特殊性作个介绍。1995年8月，我出于研究“困难学生”的兴趣，曾向学校领导提出在统一将初98级新生中的“困难学生”编一个班，以集中精力“因材施教”，探索教育“困难学生”的规律。遗憾的是，学校领导却安排我教这个年级选拨出来的成绩最好的学生组成的“实验班”（“重点班”），但我认为，研究“差生”（当时我用的是“差生”这个概念）才是真正的教育科研，也是真正的教育实验。后来和学校“谈判”的结果，是我依然服从学校安排，当“重点班”班主任；而学校则答应我出任另一个“差生”最多的班的班主任。这个班的生源构成是这样的：学校先按入学分班考试（以选拔“尖子生”进入所谓“实验班”）把全年级400多学生中的最后27名学生编入我班，然后再以“抓阄”的方式确定了我班的另外30多名学生。这样一来，一开始就人为地造成了这个班63名学生综合素质惊人的悬殊。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按传统“一刀切”的教学方式，要想在这个班取得教学成果是极为艰难的。何况，我当时是同时担任两个班的班主任和语文教师。

　　所谓“分层递进教学”，即学生不同的学习基础编成不同的教学组，采用鼓励性、激励性的“因材施教”，让每一个学生都能在自己原有的学习基础上有所提高。我们把学生分为四个教学组──“带头组”（学习能力最强，知识基础最好）、“普通组”（学习能力中等、知识基础一般）、“基础组”（学习能力极弱、知识基础极差），语文、数学、外语三门主科教师在课堂教学、作业要求、测验考试等各个教学步骤中体现出四个层次，以体现出教学鲜明的针对性。每个学生所属的四个教学组不是固定不变的，随着学习的进步，每个学生都可能按“基础组提高组普通组带头组”递进流动（当然，对个别学生而言，也可能出现与之相反方向的流动）。

　　实施“分层递进教学”，教师教学的艰巨性复杂性大大增强——每上一堂课，须备四套教案，而这四套教案又是在同一节课内“立体”操作完成；布置作业，须在质与量方面提出四种不同的要求；单元测验和半期、期末考试，教师要命制四套难度不等的试题……但是，对学生而言，这种“分层递进教学”极大地调动了他们的学习兴趣，并增强了他们──尤其是“差生”的学习信心，从而激发起所有学生的学习热情；每位学生都有学习上的成功感，这种成功感又激励着他们向新的学习目标迈进。就整个班级而言，“分层递进教学”促进了班级浓厚学习风气的形成，进而推动了整个班风的明显好转──连原来学习最差、最不想学习的学生都开始把兴趣转向了学习，课堂上调皮捣蛋的学生自然就少了。

　　“分层递进教学”尝试的初步成功启示我们，让每一位学生享受成功，使他们从学习中体验有所发现、有所创造的快乐，这既是教育者教育艺术的体现，更是我们充满人性的教育所应达到的目的之一——因为“正是这种有所发现的欢乐，正是这种靠着自己的努力完成作业的欢乐，乃是人的自尊感的源泉。”（苏霍姆林斯基：《给教师的建议》）

　　1996年5月19日

　　【整理附记】

　　其实，“让每个学生享受成功”、“分层递进教学”这些观点和做法并不新鲜，但是要真正做到却很难，难就难在一些教师和家长的“成功观”不易改变。当时，我之所以能够大胆地进行“分层递进教学”，就是因为一是家长赞成，二是学校支持，三其他任课老师的配合。没有这三点，我当初的一些想法是不可能付诸实施的——比如，我曾让语文基础最差的学生在语文课上抄《烈火金刚》、《红岩》等小说 。

　　我特别感动的是，离开这个班几年后，我在成都市教科所工作了短暂的两年。有一天，隔壁办公室一位老师对我说：“有一年我们去玉林中学督导验收，学校个别领导在你教过的学生的家长会上对你进行诋毁，否定你的改革。结果第二天我便收到学生家长联合签名的信，说他们不同意学校对李老师的评价，信中说，李老师的改革我们绝大多数家长都和理解，成绩有目共睹，李老师对我们孩子的好，我们最清楚！希望成都市教科所能对李老师有个公正的评价。”当时，无比感动，却没法向这些家长们表达感谢。

　　前不久，我和这群顽童聚会，他们已经年近而立。有一个学生对我说：“李老师，别看我们当年那么调皮，学习成绩也不是很好，但你教会我们做人。十多年过去了，我们当中没有一个走上邪路的，我们都是善良的劳动者！”

　　下面是这次是我发聚会后我发在博客上的文章。

　　百感交集的聚会

　　今天中午，成都市玉林中学初98届五班的十多位学生约我小聚。

　　这个班很特殊很特殊，因为我当初刚送走高95届1班又回到初一担任两个班的班主任，一个班是由全年级成绩最好的学生组成，所谓“尖子班”；另一个班则集中了全年级最令人头疼的孩子——今天聚会的学生，就是这个班的孩子。

　　所谓“孩子”那是当年，今天站在我面前的学生，都是大人了。这个班的学生出生于1982年或83年的比较多。今天见了面，好几位我都没认出来。但他们都认得我，见了我很高兴。无论是当年文静的小姑娘沈蜀娥，还是当年调皮得不得了的吴桢，今天都让我感到特别亲切。当年的小男孩小女孩，如今都是大人了。看着他们，我不禁说：“我在外面讲学，经常说，只要是我教的学生，长大后男生个个英俊，女生个个漂亮！”

　　应该说当年我在这个班倾注了太多的心血。想想，要对付那么多的捣蛋大王，我得花多少功夫啊！但今天我落座的第一句话，便是对挨着我坐的马筱晓说：“我要向马晓筱道歉！因为当年我错批评过你！”马筱晓是个很活泼的女孩子，当年也很调皮的，没少挨我的批评。但有一次我却冤枉她了，具体细节我记不得了。我曾让马晓筱回忆一下写给我。但她没有写。估计她没往心上记。今天，马筱晓听了我的话，说：“哪里哪里！没有没有！”我多次说过，学生的胸襟总是比我们教师宽阔。他们总是记住我们好的，而把我们的不好忘得干干净净。

　　饭桌上，我给他们讲了很多很多当年的故事。这些故事，他们是亲历者，但“内幕”却不知道。我今天也没有完全揭秘。但我的讲述，勾起了他们的回忆。他们听得特别专注，特别认真。戢实说：“我们又回到了当年的课堂上！”

　　张宇航也是当年让我操心的孩子，但今天他说：“我们当年读书的确不行，但李老师教会我们做人。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班的同学没有一个成为罪人而关进去。”我说：“我现在想的最多的是我的教训，尽管教你们时我不再动手打你们了，但有时候你们太让我生气了，我抓住你们的胳膊时还是要忍不住使劲捏你们的。”吴桢说：“是的，你就捏过我，把我的手捏得好疼！”大家笑了起来。

　　戢实说：“什么时候聚会找个大的房间，就让李老师给我们上一堂课，那怕是想当年一样给我们读读小说也行。”

　　吃饭中，张凌打来电话抱歉，说因为特殊情况来不了。他说他很想见见李老师：“李老师，您是我最后一任老师！我离开你后就再没读书。我下次一定专程去看您！”这个张凌，当年在班上也如猴子一般调皮，成绩也不好，经常被我骂，后来中途转学，去沈阳学足球。走的时候，我们为他开欢送会，他流泪满面。再后来，他以足球运动员的身份去了日本，一呆就是十年。前几年回来还给我打电话，说很想我。

　　当年这个班并不是个个都“差”，也有不错的，比如戢实、伍希、王燕青等学生，但集中了全年级最“差”的学生，这是公认的。因此这个班就成为全年级差生最多的班。然而，这个班的孩子和我感情很深。无数次我带着一群调皮捣蛋的孩子去公园玩，在野外斗鸡。

　　我没教完他们，就调到另外的学校了。五班的孩子一直和我有联系。当时我还同时教另外一个“尖子班”（六班）。但六班的孩子却几乎没有和我联系过。原因很复杂，也让我想起来就心情沉重。具体情况三言两语真还说不清楚，我也不想在这里说清楚。总之，我调离后，六班孩子们听信了某些不实之言（我尽量用比较温和的词），而我为了学校的声誉，宁愿自己蒙冤，而从不做任何解释，直到现在。我也不怪六班的孩子们，毕竟当年他们只是十四五的孩子，很容易被蒙蔽的。我坚信，他们总有一天会回到我的身边。

　　本来还想多和孩子们多呆一会，但中途我接到一个电话，我不得不提前提取。分别的时候，吴桢说：“李老师，到上海你一定要给我说。”我问他：“这次是到成都出差吗？”他说：“不是，我就是专程为这次聚会而回来的。”我太感动了。特意和他单独照了一张合影。

　　这群学生中，有两位是我的同行，一位是马筱晓，在成都泡桐树小学西区教书，兼做德育工作；一位是郑姝，她现在是成都十一中的英语老师，目前教高一。我对她俩说：“我们都是同行，以后多联系。有机会我送你们几本我的书。”

　　郑姝说：“李老师，听说你们学校的校训是‘让人们因我的存在而感到幸福’呀，这话当年你也对我们说过的。”

　　我说：“是的。”

　　写到这里，我突然感到后悔，因为走得匆忙，都没有和马晓筱、郑姝合个影。我们三个老师合影，多有意义啊！

　　2013年11月16日

　　和当年最让我头疼的顽童吴桢合影。顺便说说，《爱心与教育》中有一个“万同”（化名）的故事，里面写到万同开学不久便偷同学的随身听。偷的就是吴桢的随身听。今天吴桢还说起这事儿。

　　曾经引起强烈反响的文章，欢迎回访

　　6转化“后进生”的制胜绝招不是体罚，而是大爱和大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