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0年后的今天，当年庞大的拥有14座主楼的中西合璧连体建筑群，已被矗立在东单王府井的一座座现代大厦所掩蔽。这所曾被美国《时代》周刊誉为“东方的约翰斯·霍普金斯”的医科高等学府，在中国普通百姓的心里只有简单的两个字：“协和”。 协和百年的历史，见证了一个“建立世界一流医学院”的梦想，逐渐在中国大地落地生根。 扎根中国 毋庸讳言，没有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就没有今天的协和。但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协和就深深烙上了“中国”的印记。 曾设计建造了哈佛医学院的美国著名建筑设计师柯立芝（Charles A.Coolidge），在设计协和医学院楼群时，就充分考虑了中国元素。建成后的协和建筑群，包括教学楼、医院、药房、实验室、宿舍，外部是宫殿式的雕梁画栋、碧瓦玉栏，内部则是当时最先进的西式装备，连抽水马桶、门锁都是从美国运过来的。 为中国培养人，最关键的是在教育理念上必须以解决中国问题为导向。 1932年毕业于协和医学院，解放后任北京市卫生局局长的严镜清回忆说，兰安生教授的名言“一盎司的预防胜过一磅的治疗”，引导了他一生从事公共卫生事业。当时在兰安生的主持下，协和与京师警察厅合办了“公共卫生事务所”（后简称“一所”），划出北京东城内一区为卫生示范区，解决示范区内10万居民从生到死各个时期可能出现的疾病和健康问题。“一所”建立了“地段保健（包括学校卫生和工厂卫生）、医疗保健各科门诊、协和和其他医院组成的合同医院”三级医疗保健网，这也是后来中国实行的三级保健网的雏形。 “一所”成立后短短10年，示范区居民死亡率就从22.2%下降到18.2%。同时，“一所”也是协和公共卫生医学生见习和实习之地，相当于临床医学生的实习医院。当时，欧美国家的医学院在公共卫生教学方面还仅限于讲课和参观。因此有人说，协和建立之初，仿照的标准是世界上一流的医学院，“一所”的成立，使协和从“仿照标准”到开始“建立标准”。 解放后，协和人更是把目光放到了更加偏远的农村。1965年，一支由外科黄家驷、曾宪九，妇产科林巧稚、儿科周华康、内分泌科刘士豪等协和名师组成的巡回医疗队走进湖南湘阴，为农民看病，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 在湘阴，林巧稚发现很多妇女患有妇科病，最严重的是因为体力劳动或分娩后造成的子宫阴道脱垂。一位妇女队长告诉林巧稚，说自己得了“干血痨”，平时腰痛背痛，来月经时腹痛、流血不止，已经十几年了。林巧稚给她做了检查，发现是多次分娩造成韧带松弛，子宫严重后倾。林巧稚为她矫正了位置，开了四毛钱的药，病就渐渐好了。从此，北京协和有个“救命的林婆婆”在当地传开了，妇女们也不再羞于做妇科检查了。 走出协和，走进胡同，走到农村，走向社会，百年来协和扎根中国大地办学的信念，越发坚定。 精英教育 谁也不能想象，1924年，北京协和医学院成立的第八个年头，从这所声名显赫的学府走出的首届毕业生仅有3人。 其实也不奇怪，协和一开始就定位于培养医学精英。早在1915年，约翰斯·霍普金斯医学院院长韦尔奇和洛氏医学研究所教授弗莱克斯纳来华考察时，就给未来的协和设定了高标准：“目标是建立一个与欧洲、美洲同样好的医学院，具有优秀的教师队伍，装备优良的实验室，高水平的教师医院和护士学校。”前20届，协和总共只有484名毕业生。 在他们的设想里，协和培养的学生应该是“四家一体”——临床家、教育家、科学家和卫生行政家。偌大的协和建筑群，也是按每年招收25名学生（最多不超过50名）来设计的。 协和能在短时间内成为国际上有影响的医学院，首先得益于高额的投入。这让协和拥有了世界上最先进的实验条件和基础设施。据美国《时代》周刊报道，从1913年5月开始的10年内，洛克菲勒基金会花费了近8000万美元，其中“最大的单笔礼物是给了北京协和医学院”。按照当时统计，用于协和的共计1000万美元，比用于约翰斯·霍普金斯的700万美元还多得多。 “招聘到最好的人，并让他们开心”，是世界各国一流大学成功的主要原因。协和建立之初，就从世界各国招聘了一批创业型人才。校长麦克林不到30岁，当时也只是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的助理住院医师，基金会却给了2400美元的年薪，外加必要的差旅费，在北京的生活条件并不亚于在美国的中产阶级。其他的，如解剖系主任考德里、外科的泰勒和韦伯斯特、生理系的林可胜等，他们都有个共同的特点：年轻有为、富有创业激情。百年后的今天，协和的教师队伍更堪称阵容豪华：两院院士25人，“千人计划”22人，“长江学者”24人，“杰青”41人，“万人计划”9人…… 协和学生的入学标准，也是比照美国优秀医学院设定的：在正规中学毕业后至少读两年预科，包括物理、化学、生物、数学、英文和中文，教学语言用英文——这是因为当时中国没有统一的医学名词和医学教材，“用中文无法准确地去教授现代医学”，并且教师中多是外国人。 长学制一直是协和的一大特色。从1917年自办医预科，到1925年从燕京大学等13所大学医预科中招生，再到1959年以来先后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合作培养，协和开八年制医学教育先河，并逐渐被国内其他高校接受。 老协和还以严格的淘汰制而闻名。一个流行的说法是，一门不及格补考，两门不及格留级，三门不及格就要扫地出门。在协和，及格线不是60分，而是75分。今天的协和依然秉承着“高进、优教、严出”的原则，每年只有大约85名医学毕业生能走出协和的校门。 目前协和有在校生近5000人，其中研究生占83%，本科生占13%，专科生占4%，呈现典型的“倒金字塔”结构。每年授予博士学位人数，位居全国医学院校首位。协和毕业生在社会上享有盛誉，仅以北京的著名医院院长为例，阜外医院的吴英恺、儿童医院的诸福堂、皮肤性病研究所的胡传揆、妇产医院的林巧稚、积水潭医院的孟继懋等，都是“协和制造”。 精英并不仅限于名医、名师、名科学家。 1932年，协和毕业生陈志潜在河北定县想的是“怎样在每1000个农民身上仅花费100美元，还能取得成效”。他想出的答案是：从村庄里找出卫生工作者。找一个本村人，进行少量的基本培训，配备一个急救套装盒、几种基本药品，在工作时接受上级卫生站的指导——这便是日后中国“赤脚医生”的原型，陈志潜也被誉为“中国公共卫生之父”。 “协和三宝” 如何培养一流的医学人才？协和流传着著名的“三宝”：图书馆、病例和住院医师制度。 由于19世纪后期医学的发展，与医学相关的信息海量增长、快速聚集，以至于约翰斯·霍普金斯医学院院长韦尔奇惊呼：“一个脑子里能装下医学界所有确定的事的年代，一去不复返了。”教会学生如何去处理、归纳、评估这些海量信息，显得尤为重要。协和图书馆也和其他著名医学院一样，不再把重点放在购买教科书上，转而订阅世界上主要的医学期刊。1665年创刊的《英国皇家学会哲学会刊》、1824年创刊的《柳叶刀》、1883年创刊的《英国医学杂志》、1887年创刊的《中华医学杂志》等，协和图书馆都是从创刊第一期开始收藏，至今不曾间断。 医学不像其他学科，可以通过定律进行推导，或者通过公式进行运算。协和特别重视“向病人学习”，强调大查房和写病历。至今社会上流传着著名医学家张孝骞好几个关于病历书写的故事，最夸张的一个说张孝骞主任查房时看到不合格的病历，就当众扔在地上。张孝骞说：“同一种疾病在不同人身上有不同的表现，可以说每一个病例都是一个研究课题。” 如今在协和的病案室里，整齐地放着近300万份病历，包括孙中山、梁启超等社会名流。无论名人显贵抑或平民百姓，每一个病患的病历都保存完整，统一编号。只要需要，随时能调出。协和是目前全世界保存病历档案数量最多、时间跨度最长的医院。这些病例的价值相当于一套珍贵的实例教科书，是世界医学临床研究最珍贵的财富。 住院医师制度是协和沿袭几十年的育人模式。一名医学生在八年制学业毕业后，必须先做3至5年的住院医师，其间对病人实行“24小时负责”，不论昼夜，随叫随到。不管前一天收了多少病人，都必须在第二天查房前完成大病历、拟诊讨论和三大常规。 住院医师制度并不仅限于协和的毕业生。吴英恺是在沈阳读的医学院，毕业后到协和先实习，后当住院医生。初来乍到，每一次查房前，吴英恺都要一个人在厕所里对着镜子背诵病历，以改正自己的英语发音。他曾这样描写协和：“这里绿瓦顶白栏杆，找人找灯号，见面说英语，行路带小跑，办事死规矩。”这一个近乎严苛的制度，一代代协和人却最为看好，认为这是培养医学精英的必由之路，“过去如此，今后也应如此”。 高水平的医学科研机构，也为医学生的培养提供了学习和实践的平台。目前协和拥有5个国家级重点实验室、31个省部级实验室、转化医学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北京协和医院）和3个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获批建设、6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以及12个世界卫生组织合作中心。百年来，一代代协和人的担当和情怀，永远写在中国医学史上：从发现中国第一例艾滋病到根治子宫绒癌，从创建农村三级卫生网到建设全国心血管疾病防控网，从抗击非典到抗震救灾，从组团式援藏到国际医疗救援…… 在刚刚举行的新学年开学典礼上，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院校长曹雪涛院士说：“协和人是有风骨和情怀的，也是讲责任和担当的，协和人时刻与祖国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发挥着医学界‘国家队’和‘火车头’的作用。” 《中国教育报》2017年09月21日第1版 版名：要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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