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教育者，该如何给孩子讲于欢？

作者 | 李镇西

作者 | 李镇西，成都市武侯实验中学校长

图片来自澎湃新闻对“辱母杀人案”的社论

“辱母杀人案”已家喻户晓，具体案情我不说了——也不忍重复那恶心的细节。不过虽然“恶心”，可我相信，稍微有点人性、有点良知的人，读到案情都会情不自禁把自己“摆进去”——

如果“我”置身于欢的境地会怎样？虽然，这样的“设身处地”实在太“不堪设想”，但这种“设想”完全是下意识的不由自主。

——人同此心。

我坚信，把自己“摆进去”之后，所有正常的人都会和我做出一样的选择：杀人！——杀了杜志浩那恶狗，包括另外的10个畜生！

——心同此理。

请法律不要说我“失去理性”，请“济南公安”不要劝我“情感归情感，法律归法律，这是正道。”（这句话选自“济南公安”的微博，目前已删除）我只想问问判决于欢无期徒刑的法官：如果你的母亲——对的，我说的就是你！——也遭此凌辱，你作何选择？

请正面回答我！

代表“法律”的山东聊城法官判了保护母亲、为民除害的于欢无期徒刑，理由是他“不能正确处理冲突，持尖刀捅刺多人，构成故意伤害罪……”TNN的法官，你是不是要逼我骂人啊！看着母亲忍受长时间那么龌蹉下流的侮辱（再说一遍，我实在不忍重复那些恶心的细节），而且警察都不作为，你让于欢怎么“正确处理冲突”？

请正面回答我！

我当然没有忘记我是教师，正因为如此，我才会在即将退休的年龄，发现了我36年教书生涯中没从遇到过的一个“教育空白”或者说“教育困惑”——

我该如何给学生讲于欢？

1999年，我曾经给初二学生开过一个班会，主题是“要爱你的妈妈”。我给孩子们讲了一个发生在美国的真实的故事——

在美国德克萨斯州有一个农场。1980年的一天，农场主把他10岁的儿子洛迪叫到身边：“孩子，我又要出远门了。现在你便是家里唯一的男子汉了，你一定要照顾好你的妈妈！”洛迪庄严地回答说：“您放心吧，爸爸！”父亲走了不久，一场罕见的暴风雨降临了，洪水卷走了他们。在与洪水的搏斗中，母亲受了伤，她的左臂骨折了小男孩也已经精疲力竭，可是，每当洛迪想起父亲临走前嘱咐自己的那句话时，他便拉着母亲的手，勇敢地同恶浪搏斗。三个小时过去了，他们到达了浅水。洛迪再次想起了父亲的话，他把母亲放进一间小屋，母亲躺在地上，很快睡着了，可他无法入睡，也不能入睡，他告诫自己：“一定要照顾好妈妈，我要保护好我的妈妈！”过了很久，母亲醒了，洛迪搀扶着母亲上了公路。警察发现了他们，用救护车把洛迪的母亲送进了医院。洛迪看到母亲被送进了手术室后，才放心地松了一口气，然后回到家中，倒在床上沉沉地睡了。后来，人们在他的枕头前发现了一张纸条，这是洛迪临睡前写的，上面是一行大字：“我是一个男子汉！”

当时，我对孩子们说：“作为母亲的儿子，‘我是一个男子汉’意味着责任——母亲生病时，你要去照顾，母亲危难时，你要去保卫！”

如果按照这个逻辑去推理，当母亲遭受侵犯时，做儿子的，理应挺身而出，拼死保护亲爱的妈妈。比如于欢。

可是聊城法院的判决告诉我：当母亲受到侵犯时，做儿子的，是不好“保卫”的，弄不好会被判无期徒刑。比如于欢。

请别跟我说，骆迪仅仅是保护母亲，于欢却捅刺了他人，所以“没有可比性”。我说，都是保卫自己的母亲，都是冒着生命危险付出了代价，都是大孝子！

1993年，我当高一班主任时，曾给学生读过《中国青年报》报道的徐洪刚的故事——

身为济南军区某红军团通讯连中士班长的徐洪刚，从家乡返回部队。当他乘坐在大客车上时，车内的几个歹徒突然向一名青年妇女强行勒索钱物。被拒绝后，歹徒一边对妇女耍流氓，一边把她往疾驶中的车外推。见此情况，徐洪刚冲上前去，大吼一声：“住手，不许这样耍横！”歹徒看到有人干预，便把注意力集中在徐洪刚身上。面对4个歹徒，徐洪刚只有一个念头：和他们拼了！经过一番搏斗，歹徒纷纷逃窜；而徐洪刚身中14刀，肠子流出体外达50厘米，还以惊人的毅力去追歹徒……

我当时对学生说：“面对邪恶决不屈服，挺身而出，与之斗争，这就是见义勇为！”我还给学生读了一篇题为《呼唤“男子汉”》的文章，希望男同学多一些正义的血性。

按照这个逻辑，当黑恶势力就在眼前、正在犯罪时，无论遭受伤害的是别人还是亲人，都应该拍案而起，制止犯罪。比如于欢。

可聊城法院的判决告诉我：面对罪犯的行凶作恶，应该“正确处理冲突”，否则，很可能会犯“故意伤害罪”。比如于欢。

别跟我说，徐洪刚是为素不相识的群众搏斗，于欢却是为自己的母亲出手，所以“不好放在一起说的”。我说，都是和凶恶歹徒拼死抗争，都是为民除害，都是好男儿！

恕我是“法盲”，说实话，我到现在都不知道于欢何罪之有。看着母亲一再遭受令人发指的凌辱，在连警察来了都无法解救其母的情况下，作为儿子，奋起反抗，怒而挥刀，将流氓恶棍一一刺倒。从小处说，这是一个儿子唯一的，应该说也必须做出的选择；往大了说，这正是一个民族应有的血性！

在我看来，于欢不但无罪，反而因为彰显大孝，因为见义勇为，应该入选“中国道德楷模”！

我崇敬的苏霍姆林斯基曾说过，教育孩子爱祖国要从爱自己的母亲开始。是的，我也是这样教育学生的：“爱祖国从爱母亲做起！要像热爱母亲保护母亲一样热爱祖国保护祖国！”本来，“祖国”和“母亲”是两个概念，但无论是我们的教育中，还是在我们的灵魂深处，“祖国母亲”已经融为一体。可现在我要说，如果我们连自己的“母亲”都不能保护，那又如何去保护“祖国母亲”呢？

对，以后我就这样给学生讲于欢！

我当然明白，其实我应该这样给学生讲于欢才是“正确”的：“孩子们，以后你们遇到自己的妈妈被人欺负，被人凌辱时，不要冲动，不要失去理智，不要感情用事，要通过合法渠道保护母亲，比如打110报警，等警察叔叔来抓坏人……”

可是，这次也报了110，警察也来了，于欢和他母亲却并没有被解救啊！最后于欢只好自救，但结果是……

所以，我怎么给学生讲这次案件中相关的警察和法官呢？

是的，写到这里，我突然更加困惑了——以后，我不好给孩子们讲“人民警察”“人民法官”了！因为警察——尤其是社会主义中国的“人民警察”是“专抓坏人”的，可这几个“警察蜀黍”明明知道杜志浩是坏人却怎么没抓他呢？法官——尤其是社会主义中国的“人民法官”是“主持公道”“伸张正义”的，而这几位“法官大人”怎么做出这样违背公道远离正义的判决呢？

我当然知道，这几个渎职的警察只是个别，不公正的法官也是个别的，连“支流”的“支流”都算不上，中国绝大多数警察和法官都是称职而值得老百姓信任的——其中包括我的好些朋友和学生；可在苏银霞和于欢受辱的那一刻，来了又走了的警察，在她母子俩眼中，就是“百分之百”！那做出不公判决的法官，就是“百分之百”！对大多数老百姓来说，一辈子能与之打交道的警察和法官有限，可一旦接触就是“全部”。

时至今日，媒体常有某些“人民教师”违背师德的报道，我从不觉得自己就受辱了，因为个别教师绝不代表整个教师队伍。我坚信，教师高尚伟大的职业精神自有千千万万真正的人民教师铸就。同样，警察的荣光只能靠警察来缔造，法官的尊严只能靠法官来维护。所以，老百姓对法律的信任乃至信仰，取决于司法的真正公正。

2014年10月，习近平在其《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指出：“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我曾经引用过英国哲学家培根的一段话，他说：‘一次不公正的审判，其恶果甚至超过十次犯罪。因为犯罪虽是无视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审判则毁坏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源。’这其中的道理是深刻的。如果司法这道防线缺乏公信力，社会公正就会受到普遍质疑，社会和谐稳定就难以保障。因此，全会决定指出，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线；司法公正对社会公正具有重要引领作用，司法不公对社会公正具有致命破坏作用。”

可聊城法院荒谬的判决恰恰已经对社会公正产生了“致命破坏作用”。请问聊城法官：你们该当何罪，该判几年？

习近平还说：“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可山东聊城中级人民法院这个判决，让每一个人都感受到了不公平不正义。

常听到某些“专家”说：“法律不要被民意左右。”我却认为，法律从根本上讲应该体现人性，凝聚公正，代表正义；如果法院的判决让几乎所有人都感到了愤怒，那要么是法律有缺陷，要么是法官有问题。

如果说，杜志浩是用肮脏的下体羞辱了一个母亲的尊严，并激怒了她的儿子；那么，聊城法官则用“庄严”的“判决”羞辱了一个国家的法律，并激怒了他的公民！

作为公民之一，我有权发出自己微弱而有力的呼唤——

法律，请不要与人性抗逆；

法官，请不要与公正相悖；

法院，请不要与正义为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