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我的师范生生活（二）

那些年：我的师范生生活（二）

文/张秀阳
这几天正看央视《恰同学少年》，觉得毛泽东少年时是幸福也是幸运的，因为他遇到了很好的老师。老师的好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做人，二是学问，二者缺一不可。杨昌济、袁仲谦、方维夏、徐特立都是这样的好老师。从《恰同学少年》里的师范老师就想到了我上潢川师范时的老师来。
说老实话，我从上小学开始直到高中毕业，教过我的老师最少也有二三十人了。但我的学习似乎一直是蒙蒙懵懵的，除了认识了越来越多的字以外，我在读书学习上似乎并没有开窍，我也没有收获到度人的金针。虽然留给我印象深刻的老师也很多，那些老师们的为人处世、待人接物，对我的言传身教让我终身受益。
当然，也怪不得我的老师们，说这样的话可能有些大不敬，只怪我生不逢时。我这样说是有原因的，这只要看看我参加高考时大纲规定的一大多半的划出来的重点文章我都没有读过也没学过就明白了。我上高中二年级时学过一篇毛泽东的文章《论十大关系》，那时教我们语文课的是一个四川下放的知青。《论十大关系》中有一个人物叫铁托，语文老师不知道铁托是谁，课文里也没有解释，我就一直糊涂着以为一个人姓铁名托。

直到上了潢川师范学校，我才忽然明白有知识的老师讲起课来就是不一样，让我大开眼界，从此我才真正被老师领着走进文化的殿堂一窥其秘，才如入山阴道上，目不暇接。

我们那时考上的虽然是中专，但这个中专不比后来的初中毕业生考的小中专。
一我们是高中毕业考上的，在中国教育史上，1977到1979年三届高中毕业生，号称“新三届”，和“老三届”相比，我们的学业基础更差，而且我们同学中有许多并不是应届的高中毕业生，而是社会青年。他们有的参加了工作，有的在社会上已经滚过几身泥巴，很有社会经验了。这些同学们是我们这些出了学校门又进学校门的毛头小子的镜子，他们让我们的人生之旅少走了弯路。
二是我们学习的课目都是按照中文专科班开的，现代汉语、现代文学、古代文学、古代汉语、中国通史、写作等等，所以我师范一毕业就教了高中，就是因为在师范学习时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

班主任老师姓郜，他讲写作课。以前我们上高中写作文，就是老师出个题目，我们抓起笔就写，想到哪儿写到哪儿。我们不懂布局谋篇，不懂结构，不懂意境，不懂主题先行还是后行，更不懂推敲练字。是郜老师让我知道了写文章还要讲究这些东西，我要是早两年知道这些，高考作文一定会考得更理想一些吧？郜老师的写作课讲得好，但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会写文学作品，我没有看过他的文章，也没有听说他写过什么东西。

到二年级时，不知什么原因，郜老师不带课了，写作课换成了周百义老师。周老师是留校的老师，比我们高两届毕业。他课讲得没有郜老师系统，理论性好像也不是太强，但周老师有一个郜老师比不了的地方，周老师自己写东西，听说那时已经发表了不少的小说、散文，他把自己的创作经验和写作理论联系起来讲，课堂教学就很活跃。我直到现在还记得周老师讲的四个人雪天对诗的笑话，每人一句诗，分别表现不同的人物性格和身份。四人躲雪在一座破庙里，开始对诗，商人先起头：“大雪纷纷坠地”，书生对：“都是皇家瑞气”，富人对：“再下三年何妨”，穷汉子：“放你妈的狗屁”。这个笑话，我后来教学时也给学生讲过，还让我任教的高中校长教训了一顿，说是不注意场合，随便说笑话给学生听。
周老师教了我们一个学期，我们就开始实习了。我们毕业后，周老师考上了武汉大学作家班，毕业后分配到长江文艺出版社当了编辑。后来他做过长江文艺出版社的社长，已是全国著名的出版家了。
教我们现代文学的老师叫李黎明，她也是留校的老师，和周百义老师是同一届毕业的。这是一门让我至今难忘的课。现代文学史上的那些如雷贯耳的名字和他们的代表作品，我都是从这门课上第一次听到或读到的。我们用的教材并不是正规出版的教材，是某师范学院自己编写的教材。上下两大本，厚厚的。我第一次读到了郭沫若的《凤凰涅磐》、《炉中煤》，第一次完整的读完了《阿Q正传》，第一次读到了茅盾的《林家铺子》、第一次读了老舍的《骆驼祥子》（节选），第一次知道了《雷雨》、艾青的《大堰河我的保姆》、李季《王贵与李香香》、阮章竞《彰河水》，但不知这什么，那个教材里没有选巴金先生的文章，所以巴老的《激流三部曲》，我是直到毕业后才读到的。
李黎明老师一直带我们课直到我们毕业。我们毕业几年后，她从政了，做过信阳地区妇联主席、信阳市物价局局长。现在李老师大概也退休了，在家颐养天年，我不知道李老师政务繁忙之余，还有时间看那些教过我们的作品吗？

罗聘飞老师教历史。听说，罗老师上世纪五十年代在我的家乡淮滨县一中做过教导主任，后来打成“右派”，罗老师性格随和，平易近人，对学生如慈母一般，总是笑眯眯地，从来没有见过他发过火、训过学生。

罗老师上课时只顾自己对着教案或课本讲，对下面学生的听讲情况很少过问。有时下面实在乱得太过了，他才从教案上抬起头来，盯我们一会，等安静下来，他继续低头念下去。我们历史课用的教材是翦伯赞先生的《中国史》，罗老师讲的都是书上有的，只要考前看看书，或者考试前罗老师来上课，学生们一致要求：“罗老师，给我们划划重点吧。”罗老师先是笑眯眯地，我们再要求一次，他就说：“好好，你们注意第几页第几节吧。”于是同学们就欢呼起来。
教古典文学的司锡光老师很严厉，他戴着老花眼镜，一句句地讲着之乎者也，有时听到下面同学发出声音，他就会停下来，从眼镜上面的缝隙里里把眼光扫过来，像探照灯一样扫一圈，见大家一动不敢动了，才又开始讲下去。我老是感觉他的目光像锥子一样锐利，虽然那响声并不是我发出来的。
司老师刚上课时，介绍他自己的名字，我还以为和司马光是同姓的呢。过了很久，我才明白，一个是复姓司马，一个就是姓司。我那时的知识的贫乏可想而知了。我们的《古典文学》课用的教材是北京大学编的《古代汉语》，司老师选取着讲的，他告诉我们全讲了课时不够，他只是打个基础，如果有对古代汉语有兴趣的，以后可以自己看王力老先生的《古代汉语》。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王力这个大学者的名字。师范毕业后，我邮购了王力先生的四大本的《古代汉语》，很下了一番功夫。直到现在，《古代汉语》厚厚的四本书仍在我的书柜里齐齐地放着。
我们的《现代汉语》教材用的是上海复旦大学胡裕树张世禄主编的《现代汉语》，教这门课的老师叫陈新。陈老师可能是南方人，我从他那里第一次听到了有趣又滑稽的南方话“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是陈老师专门学给我们同学们听了，“九十”我们听成了“狗屎”，课堂上哄堂大笑。

教我们哲学和政治经济学课程的老师是李金山。李老师是淮滨县人，听说北师大毕业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牛奶过剩不给穷人喝，全都倒在大海里，我就是上李老师的课第一次才知道的。只是那个时候，十七八岁的我，还从来不知道鲜牛奶是什么味道。

李老师有个公子，几年后，我在乡下小镇上教书，李公子去我教书的那所学校找我，我请人陪他喝了酒，临走时，他很不好意思说没路费了，我那时每月只有几十块钱的工资，我跑去找同事借了几十块钱，给李公子当了路费，也算是多少对老师的教育有了一点点回报。
我们没有开音乐美术课，学校里专门有音乐美术班。这两个班里靓女俊男很多，是我们这些普通班同学夜晚黑灯瞎火里卧谈的对象。特别是我们班没有一个女生，更是看别的班级的女生像人间仙女。

有一段时间的夜晚，我们寝室人不再出去大街上瞎逛，也不去电影院看电影。大家都躺在各人自己的床上，听潘中华同学读一本书名叫《重放的鲜花》的书里的作品。

《重放的鲜花》是一部多人作品合集。1956年至1957年上半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给中国当代文学带来勃勃生机，出现了一批眼光敏锐、关注社会问题的青年作家和诗人，产生了一些张扬个性的诗歌和一批揭露社会弊端的特写和小说。不久，“反右”斗争扩大化，这些青年作家遭到严厉的批判，他们的作品被彻底否定，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二十多年后的1979年，上海文艺出版社从这些被封杀多年的作品中选取了流沙河、邓友梅、陆文夫等十七位作者的曾在社会上有过较大影响的篇章，编辑为《重放的鲜花》出版。潘中华不知从哪里买到了这本书，大家都想借着看，一下子不知道让谁先看好。后来不知谁想了个办法，让潘中华读给我们听。一连读了好几个晚上，同学们听得津津有味，而我最喜欢里面的陆文夫的小说《小巷深处》。
那年夏天，我第一次看到了飞机，是直升飞机。有一个星期天，校园里忽然传开了一个消息，说是潢川城北飞机场降落了一架飞机。于是，三五成群的同学都往城北飞机场那里跑去。飞机场离城在十华里路，我们跑到那里，才发现所谓的飞机场就是一片平整的空场子，一架直升飞机停在那里，在人站着岗，不让我们来看飞机的人接近。那是一架喷洒农药的小飞机，静静地停在那里，现在想来那架飞机很小，但当时在我们眼里，那架飞机是那样气派，我无法想像它展翅长空的样子。

回学校的路上，我们已经没有力气跑步了。胆子大的同学扒车回了城，有了拦了过路车，花了几毛钱的车钱，我和陈大龙一步步地走了回去。前不久，我微信上我问家住潢川的老同学狄锋，北城那个飞机场还有吗？狄锋兄很骄傲地说，那个飞机场早就是县城范围内了，盖满了楼房。狄兄说，那个飞机场当年离县城汽车站也就不过三公里的距离。我就奇怪，当初怎么就感觉离县城那么远呢？

1980年的秋天，一个早晨，我早早起了床，天还没亮就到潢川汽车站坐车，去一个叫桃林的小镇。1963年，那个夜晚，父亲从春河到桃林，一夜往返几次，徒步40公里，来来回回去桃林公社医院给我看病。那时，我在父亲怀抱里或睡或醒。而今，十七年过去，我成了师范学校的学生，吃上了商品粮。我又一次去了桃林。
父亲托人写信来，说某天要到桃林集上说书，让我去见见他。到了约定的时间，我半上午就到了桃林集上。父亲的说书场很好找，哪里聚集的人多，哪里有鼓的声音，哪里就能找到父亲。我到了书场外，远远地站在那里，等父亲煞书。

那天中午，父亲在他的一个朋友家吃饭。饭桌上，父亲告诉我，家里开始分地了，如今自己种自己家的地，粮食是够吃了。父亲说：“你不用那么省，多吃点肉菜，一个大男人不能那么瘦。”下午临回学校时，父亲又给我二十块钱。汽车开动后，我从车窗里看到，父亲一直站在那里，直到汽车驶远。

那年，父亲58岁，我18岁。那是我最后一次在书场里听父亲说唱大鼓书。

80年代初，高中毕业参加高考仅仅考上中师，实在和同时代初中毕业参加中考考上的中师无法相比，初中毕业考上的中师牛啊，这些中师生绝对是一个县的精英，他们都是一个县中考的前几十名，是建国以来直到现在最优秀的师范生。时代选择了他们，也阻碍他们的发展，只能永远献身于祖国的基层教育事业，教育出更多的优秀学子！向80年代初中毕业考上中师的优秀教师致以最崇高的敬礼！共和国不会忘记你们！

本人78年初中毕业考中专，成绩够了，但由于家庭成分的问题，政审未过。后转读高中，两年后（80年）考上了一所重点大学。

你懂个头，那叫大中专，录取难度秒杀现一本

年轻人，你可知道:那个年代，刚恢复高考，能够考上是多么的艰难？考上者一定都是人中龙凤，哪怕是一个中专，至少是比现在考一个一本都难，他们毕业后肯定都会有很了不起的成就的！

你不懂的，那个时代考个中专中师或专科，比现在考个一本都难，请个那时代的人给你讲讲。

那个时候能够考上一个中师中专是了不起的人

同感！

教师就喜欢说这样的话，自己兴奋，别人无味

你高中毕业才考上一个中专，你还好意思在这炫耀